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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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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桂冠奖”亦称“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奖”,被定位为具有“诺贝尔奖风向标”性质的奖项,设立有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经济学奖。本文侧重于探讨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及其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系。首先,本文探讨了引文桂冠科学奖与经济学奖的由来及其演变;其次,归纳总结了历届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入选者及其学术成就的基本概况;最后,从年龄结构、学术地位、引证频率等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入选者问鼎未来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以期从引文桂冠奖的角度,为读者客观全面地了解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学术贡献提供参考。


文/李仁贵


一、引言

 

近年来,每逢诺贝尔奖颁发前夕,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集团就会公布其当年所评选出的“引文桂冠奖”(Citation Laureates),即著名的“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奖”(Thomson Reuters Citation Laureates)。引文桂冠奖被定位为一项具有“诺贝尔奖风向标”性质的奖项,与诺贝尔科学奖和经济学奖相对应,引文桂冠奖也分别设立了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经济学奖四大奖项,因而引文桂冠奖的入选者(简称“引文桂冠者”)往往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视作诺贝尔科学奖和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然而,通过对近年来引文桂冠奖与诺贝尔奖进行比较分析却不难发现,无论是科学奖抑或经济学奖,其诺贝尔奖得主无一出自当年所公布的引文桂冠者,因而引文桂冠奖的“诺贝尔奖风向标”性质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

 

其实,汤森路透官方曾强调,引文桂冠奖定位于预测“当年及未来”的诺贝尔奖,因此,当年度的引文桂冠者可能成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而当年度的诺贝尔奖得主则可能出自早期的引文桂冠者。他们坦率地承认,倘若当年度的引文桂冠得者恰好获得当年度诺贝尔奖,那么,纯属“运气成分大于技巧因素”(Pendlebury,2008)。就201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言,一方面,当年度的三位引文桂冠者布兰查德(O.J.Blanchard)、拉齐尔(E.P.Lazear)、梅利茨(M.J.Melitz)无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方面,当年度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特(O.D.Hart)、霍尔姆斯特伦(B.R.Holmstr?m)均出自历届引文桂冠者之中。据汤森路透官网统计,自2002年评选引文桂冠奖以来,截至2016年,在所评选出的280位引文桂冠者中,已有43位引文桂冠者获得了诺贝尔奖。尽管其中只有极少数诺贝尔奖得主出自当年度的引文桂冠者,但无法据此而否定引文桂冠奖与诺贝尔奖之间的相关关系。因此,应当辩证地理解引文桂冠奖的“诺贝尔奖风向标”性质。

 


奥利弗·哈特

 

就经济学奖而言,2002-2016年间评选出的65位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入选者中,已有14位引文桂冠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占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入选者总数的21.5%;并且占同一时期总共2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的48.3%。因此,引文桂冠经济学奖的“诺贝尔奖风向标”性质更为明显。不过,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同一时期有1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未能出自引文桂冠者之中。因而,就预测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言,引文桂冠经济学奖的评选确有值得改进之处。为此,本文对引文桂冠经济学奖进行全面考察,并试图对其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相关性做一客观分析。



本特·霍尔姆斯特伦

 

二、引文桂冠奖及其历史透视

 

想要了解引文桂冠经济学奖的来龙去脉,首先必须全面地了解引文桂冠奖的历史渊源。引文桂冠奖由原汤森路透旗下的知识产权与科技部(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Science)负责评选,因而通常被称之为“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奖”。其实,早在汤森与路透集团于2008年4月17日合并以前,引文桂冠奖的评选工作已经展开了一段时间。最早由汤森科技信息集团(Thomson Scientific)于2002年开始从事该奖项的评选,并将其命名为“引文桂冠奖”(Citation Laureates),随后更名为“汤森科技桂冠奖”(Thomson Scientific Laureates),因着汤森与路透集团的合并,再次更名为“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奖”。鉴于原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部已于2016年10月3日起从汤森路透集团正式剥离,成立Clarivate Analytics公司,预计该奖项将进一步更名。不过,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将其统称为“引文桂冠奖”。

严格地说,引文桂冠奖的评选最早开始于2002年,但在引文桂冠奖首席分析师彭德尔伯里(D. Pendlebury)看来,通过引文分析预测诺贝尔奖的工作,其实可以追溯到美国信息研究所(ISI)创始人、享有“科学引证指数(SCI)之父”称谓的加菲尔德(E. Garfield)博士及其研究团队的早期引文分析工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加菲尔德与其合作者就曾发表《诺贝尔奖得主能否被预测?》(Garfield & Malin,1968)一文,探讨通过引文分析预测诺贝尔奖的可行性。随后,加菲尔德在《自然》杂志上所发表的《研究科学的引证指数》(Garfield,1970)一文中,公布了一份1967年“科学引证指数”(SCI)引证总次数最高的50位科学家排行榜,其中就包括1967年以前已获诺贝尔奖的5位科学家: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雅各布(F. Jacob,1965);物理学奖得主波恩(M. Born,1954)、朗道(L.D. Landau,1962);化学奖得主鲍林(L.C. Pauling,1954)、马利肯(R.S.  Mulliken,1966)。随后,盖尔曼(M. Gell-Mann)、巴顿(D.H.R. Barton)于1969年分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据此,加菲尔德进一步预测,未来的部分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将仍然会出自该名单。事实上,自文章发表后,先后有8位名单中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分别是: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冯?奥伊勒(U. von Euler, 1970)、 德迪夫(C. de Duve, 1974);物理学奖得主莫特(N.F.Mott,1977);化学奖得主赫茨贝格(G. Herzberg,1971)、弗洛里(P.J. Flory,1974)、布朗(H.C. Brown,1979)、博耶(P.D. Boyer,1997)、波普尔(J.A. Pople,1998)。可以说,1967年SCI引证总指数最高的50位科学家中包括了总计达15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

 

就引文桂冠经济学奖而言,一般追溯到加菲尔德于20世纪90年代初所发表的《谁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基于引证指数的预测》(Garfield, 1990)一文,该文与其20年前的文章类似,也公布了一份1966-1986年间“社会科学引证指数”(SSCI)引证总次数最高的50位经济学家排行榜(参见表1)。在该经济学家排行榜中,当时就包括有15位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他们按照获奖先后顺序排列依次为:萨缪尔森(P.A. Samuelson,1970)、库兹涅茨(S. Kuznets,1971)、希克斯(J.R. Hicks,1972)、阿罗(K.J. Arrow,1972)、缪尔达尔(G. Myrdal,1974)、弗里德曼(M. Friedman,1976)、西蒙(H.A. Simon,1978)、舒尔茨(T.W. Schultz,1979)、克莱因(L.R. Klein,1980)、托宾(J. Tobin,1981)、施蒂格勒(G.J. Stigler,1982)、德布勒(G. Debreu,1983)、莫迪利亚尼(F. Modigliani,1985)、布坎南(J.M. Buchanan,1986)、索洛(R.M. Solow,1987)。据此,加菲尔德同样认为,未来的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仍将出自该名单。事实上,自文章发表后,先后又有9位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获奖者分别为:科斯(R.H. Coase,1991)、贝克尔(G.S. Becker,1992)、卢卡斯(R.E. Lucas,1995)、森(A.K. Sen,1998)、斯蒂格利茨(J.E. Stiglitz,2000)、格兰杰(C.W.J. Granger, 2003)、费尔普斯(E.S. Phelps,2006)、萨金特(T.J. Sargent,2011)、法马(E.F. Fama,2013)。

 

由此可见,在加菲尔德所公布的1966-1986年引证总指数最高的50位经济学家中,截至目前,已经有2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尚未获得诺贝尔奖的其他经济学家之中,目前依然有9位经济学家健在,按照出生先后顺序排列依次为:鲍莫尔(W.J. Baumol,1922)、邹至庄(G.C. Chow,1930)、纳洛夫(M. Nerlove,1933)、乔根森(D.W. Jorgenson,1933)、巴格瓦蒂(J.N. Bhagwati,1934)、费尔德斯坦(M. Feldstein,1939)、鲍尔斯(S. Bowles,1939)、詹森(M.C. Jensen,1939)、巴罗(J.R. Barro,1944),其中的部分经济学家仍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此外,在加菲尔德尚未公布的50位经济学家以外的名单中,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R.C. Merton, 1997)、戴蒙德(P.A. Diamond, 2010)分别名列第51,53位。由此可见,经济学家的引证总次数与诺贝尔经济学奖之间的确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



加菲尔德于1990年所公布的50位经济学家排行榜与其于1970年所公布的50位科学家排行榜相类似,仅仅以经济学家被引证的总次数作为排行依据,并未剔除已获得诺贝尔奖或已去世的经济学家,甚至包括了去世多年的J.M.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因而此非严格意义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预测名单。而更接近于诺贝尔经济学奖预测名单的,是美国学者梅多夫(M.H. Medoff)在其发表的《经济学家排行》(1989)一文中所公布的经济学家排行榜。由于梅多夫的经济学家排行榜的公布时间略早于加菲尔德的经济学家排行榜,因而也引起了加菲尔德(Garfield, 1990)的关注和重视,他在文章中特别提请读者,应当对两份经济学家排行榜进行对比研究。梅多夫当时进行排名分析所依据的是1971-1985年间“社会科学引证指数”(SSCI)数据和1985年版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成员调查表》名录,考察范围包括美国125所顶级高校经济系中的3000余名经济学家。年龄上限为1985年不满65周岁(即1921年以后出生)及1985年以前已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不参加排名。据此,梅多夫排列出150位引证总次数最高的经济学家。考虑到资深经济学家由于成果积淀较多,因而在引证总次数方面相对于资历尚浅的经济学家而言更据优势等特点,梅多夫也考察了经济学家的平均引证次数,其计算方法为,将引证总次数除以学术研究生涯年限(从获得博士学位到1985年分别为起始时间)。不仅如此,梅多夫还按照上述方法对年龄在40岁以下(即1945年以后出生)的经济学家进行了排行分析,单独排列出50位引证总次数最高的中青年经济学家。

 

相对于加菲尔德1990年的50位经济学家排行榜,梅多夫1989年的150位经济学家排行榜由于剔除了已获得诺贝尔奖以及已去世的经济学家,其自然更接近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预测名单。不过,由于将入选年龄局限于65周岁以下,因而一些潜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显然被排除在排行榜之外。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当时资历尚浅的经济学家,也可能逐渐具备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实力,并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事实上,截至目前,已有1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出自梅多夫的150位经济学家排行榜中,他们按照引证总次数/引证平均次数排列依次为:G.S.贝克尔(1/3)、R.E.卢卡斯(4/4)、O.E.威廉姆森(6/7)、R.M.索洛(7/26)、T.J.萨金特(9/5)、J.E.斯蒂格利茨(13/9)、E.S.费尔普斯(18/28)、R.A.蒙代尔(26/48)、D.L.麦克法登(34/39)、P.A.戴蒙德(35/35)、J.J.赫克曼(36/11)、A.M.斯彭斯(41/14)、C.A.西姆斯(58/25)、R.W.福格尔(68/86)、V.L.史密斯(75/119)、G.A.阿克洛夫(105/100)、A.S.迪顿(122/56)、D.T.莫滕森(150/127)。就梅多夫的50位中青年经济学家排行榜而言,目前也有5位经济学家陆续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按引证总次数/引证平均次数排列依次为:A.S.迪顿(7/6)、R.J.希勒(19/23)、L.P.汉森(20/7)、O.D.哈特(29/39)、P.克鲁格曼(31/16)。其中,A.S.迪顿同时也入选150位经济学家排行榜。

 

梅多夫继1989年公布美国经济学家排行榜之后,1996年又发表了《以引证率为基础对经济学家和经济学项目的分析》一文,再次对美国经济学家进行排名分析。这次排名分析所依据的是1971-1992年间“社会科学引证指数”数据和1993年版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成员调查表》名录。考察范围包括美国160所顶级高校的3000余名经济学家,他不仅考察经济系的经济学家,也考察商学、农学、教育、医学等系科的经济学家。年龄上限为1992年不满70岁(即1923年以后出生及1992年以前已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不参与排名。据此,梅多夫排列出250名总引证次数最高的经济学家。

 

相对于梅多夫1989年的150位经济学家排行榜,1996年的250位经济学家排行榜由于将入选年龄提高到70周岁以下,因而包括了更多的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该名单公布以来,先后已有29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按照引证总次数/引证平均次数排列依次为:E.F.法马(1/1)、O.E.威廉姆森(2/4)、R.E.卢卡斯(5/5)、A.K.森(6/8)、T.J.萨金特(11/10)、J.E.斯蒂格利茨(12/14)、J.J.赫克曼(13/6)、C.W.J.格兰杰(16/20)、P.A.戴蒙德(29/39)、D.L.麦克法登(30/46)、E.S.费尔普斯(34/63)、C.A.西姆斯(38/25)、R.F.恩格尔(40/32)、A.M.斯彭斯(41/23)、R.A.蒙代尔(54/103)、G.A.阿克洛夫(60/64)、L.P.汉森(63/19)、A.S.迪顿(68/33)、V.L.史密斯(86/172)、P.克鲁格曼(102/40)、R.J.希勒(119/90)、R.W.福格尔(123/162)、B.R.霍尔姆斯特伦(129/50)、O.D.哈特(155/111)、F.E.基德兰德(169/134)、D.T.莫滕森(181/194)、R.B.迈尔森(186/120)、M.S.斯科尔斯(223/209)、E.C.普雷斯科特(244/238)。

 

梅多夫的1996年经济学家排行榜与1989年经济学家排行榜相比,入选年龄上限由1921年调整为1923年,二者相差并不大;入选人数由150名增加到250名,相差100名;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由18名增加到29名,与入选人数增长比例基本上相匹配。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996年经济学家排行榜已排除1992年以前的诺贝尔奖得主,因而1989年经济学家排行榜中后来的两位诺贝尔奖得主R.M.索洛(1987)、G.S.贝克尔(1992)就被排除在入选名单之外。实际上,自1993年以来两份经济学家排行榜中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相差13名,按照获奖顺序排列依次为:斯科尔斯(1997)、森(1998)、恩格尔(2003)、格兰杰(2003)、基德兰德(2004)、普雷斯科特(2004)、迈尔森(2007)、克鲁格曼(2008)、法马(2013)、汉森(2013)、希勒(2013)、霍尔姆斯特伦(2016)、哈特(2016)。1996年经济学家排行榜获奖人数的增加固然与入选名单扩大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与入选范围有关。由于1989年经济学家排行榜仅仅考察来自于经济系的经济学家,因而法马等一些引证总指数非常高的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被排除在外。可以说,1996年的经济学家排行榜更为客观和全面。实际上,符合1996年经济学家排行榜入选条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仅仅遗漏了纳什(J.F. Nash)、沙普利(L.S. Shapley)、马斯金(E.S. Maskin)、罗思(A. Roth)等几位博弈论专家和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E. Ostrom)。

 

不过,无论是加菲尔德的科学家或经济学家排行榜,还是梅多夫的两份经济学家排行榜,均以引证总次数(或平均次数)作为科学家与经济学家排行的依据,并没有考虑入选者曾经所取得的重要学术荣誉或奖项,以及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学科领域及其学术成就,加上入选者人数太多,因而并不适合于作为诺贝尔奖的预测名单,尤其是,与后来评选的引文桂冠奖相距甚远。真正比较接近于引文桂冠奖评选的工作,是加菲尔德研究团队中的主要成员彭德尔伯里、马特洛(A. Martello)于1989-1990年间在《科学家》(The Scientist)杂志上发表的三份诺贝尔科学奖的预测名单,该名单既考虑了科学家的引证总次数,又考虑了他们曾经所取得的重要荣誉或奖项,还考虑了他们可能获奖的学科领域及其学术成就。

 

彭德尔伯里(D. Pendlebury, 1989)据此曾遴选出20位潜在的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名单,当年就有瓦穆斯(H.E. Varmus)和毕晓普(J.M. Bishop)两位人选获得诺贝尔奖,后来又先后有克雷布斯(E.G. Krebs,1992)、吉尔曼(A.G. Gilman,1994)、坎德尔(E.R. Kandel,2000)、布伦纳(S. Brenner,2002)、蒙塔尼耶(L. Montagnier, 2008)等5位人选获得诺贝尔奖。与彭德尔伯里相类似,马特洛(A. Martello,1990a,1990b)也曾先后遴选出12位潜在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10位潜在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名单。物理学奖人选中,格罗斯(D.J. Gross)和维尔切克(F.A. Wilczek)获得200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黑格(A.J. Heeger)则获得了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10位化学奖人选中,先后有科里(E.J. Corey,1990)、欧拉(G.A. Olah,1994)、波普尔(J.A. Pople,1998)等三位人选均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此外,名单外所提及的一位少壮派人选泽维尔(A.H. Zewail)也于1999 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令人遗憾的是,类似于彭德尔伯里、马特洛等预测诺贝尔科学奖的工作并没有在经济学领域展开。就引文桂冠经济学奖而言,汤森路透官网仍然直接引用加菲尔德1990年所公布的50位经济学家排行榜。甚至,早些年在统计有多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出自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入选者时,汤森路透时常将加菲尔德排行榜中所罗列的经济学家也统计在内。

 

引文桂冠奖的正式评选工作开始于2002年,涉及到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等四个领域。据引文桂冠奖首席分析师彭德尔伯里(D. Pendlebury,2008)介绍,其具体评选程序是:首先,统计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每个小领域内各个重要作者的总引用量、单篇引用量、高频被引文章总数;其次,决定哪些领域是热门领域,这些高被引作者是否是该领域的开创者;此外,还要考虑到近期诺贝尔奖的颁奖情况,评奖委员会可能会关注的领域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等。经过层层筛选,最终评选出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等四个领域的引文桂冠奖入选者,并以此作为预测诺贝尔奖的依据。

 

截至目前,引文桂冠奖先后评选出147组科学奖和经济学奖入选者,总计280位引文桂冠者。其中,36组生理或医学奖入选者,共计83位生理学或医学科学家;36组物理学奖入选者,共计72位物理学家;37组化学奖入选者,共计60位化学家;38组经济学奖入选者,共计65位经济学家。先后有43位引文桂冠者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包括10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6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13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1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趣的是,2008年度引文桂冠物理学奖入选者谢克特曼(D. Shechtman)却获得了2011年度诺贝尔化学奖。不过,类似情况也曾在马特洛(A. Martello,1990a)的潜在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名单中出现过,当时的物理学奖候选人A.J.黑格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三、引文桂冠经济学奖概览

 

自2002年正式评选引文桂冠奖开始,截至目前,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已先后评选出38组、共计65位引文桂冠者。其中,2002-2005年间,入选的引文桂冠者每年维持3组不变,若其中某组引文桂冠者之一获得诺贝尔奖,则入选新的一组引文桂冠者进行补充。在2002年评选出的3组引文桂冠者中,D.卡内曼获得了当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同组的R.H.塞勒未获奖,次年,D.卡内曼与R.H.塞勒组合均从引文桂冠者名单中删除,取而代之的是2003新入选的引文桂冠者组合R.F.恩格尔和C.W.J.格兰杰。巧合的是,R.F.恩格尔和C.W.J.格兰杰也荣获了当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因而2004年P.M.罗默被单独编组入选引文桂冠奖进行替补。鉴于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未来自引文桂冠者,因此,2005年无新一组引文桂冠者入选,仍然维持2004年引文桂冠者组合的现状不变。不过,上述引文桂冠奖的评选规则仅仅只维持到2005年,2006年起每年均评选出3组新的引文桂冠者,因而引文桂冠奖总组别和总人数每年才得以逐渐增加。现将历届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入选者及其学术贡献扼要地介绍如下,以方便查阅和参考。


2002-2005年度引文桂冠奖

 

尤金·法马(Eugene F. Fama)


肯尼斯·弗伦奇(Kenneth R. French)(2002-2005)


美国芝加哥大学尤金·法马(1939-)与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肯尼斯·弗伦奇(1954-)的入选理由为:“对于理解股票收益与商业波动之间关系的开创性贡献”(For their seminal contributions to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of stock returns 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

 

罗伯特·巴罗(RobertJ. Barro)(2002-2005)


美国哈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罗伯特·巴罗(1944-)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实证宏观经济学的先驱性贡献,涉及20世纪70年代公债问题等多个领域的研究”(Forhis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in empirical macroeconomics, ranging over)

 

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2002)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丹尼尔·卡内曼(1934-)、美国芝加哥大学理查德·塞勒(1945-)的入选理由为:“对于构成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桥梁的行为与决策方面的杰出研究”(For outstanding research in behavior and decision-making that has formed a bridge betwee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 Granger)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 Engle)(2003)


美国圣迭戈加州大学克莱夫·格兰杰(1934-2009)和美国纽约大学罗伯特·恩格尔(1942-)的入选理由为:“对于时间序列研究和预测中的计量经济学基本方法——协整分析的发展”(For their development of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 essential technique of econometrics for time-series studies and forecasting)。

 

保罗·罗默(Paul M. Romer)(2004-2005)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罗·罗默(1955-)的入选理由为:“对于‘新增长理论’的发展,解决了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以报酬递减和稀缺性为特征的世界中,靠什么来维持经济增长”(For his development of ‘new growth theory,’ which addresse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in economics: what sustains economic growth in a world characterized by diminishing returns and scarcity)。


2006年度引文桂冠奖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N. Bhagwati)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K. Dixit)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贾格迪什·巴格瓦蒂(1934-)、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阿维纳什·迪克西特(1944-)、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保罗·克鲁格曼(1953-)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


美国哈佛大学戴尔·乔根森(1933-)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处理信息技术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定量方法和理论,以及广泛应用于计量经济学中的建模方法”(For quantitative techniques and theory dealing with investment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for modeling techniques widely applied in econometrics)。

 

奥利弗·哈特(Oliver D. Hart)

本特·霍尔姆斯特伦(Bengt R. Holmstr?m)

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

美国哈佛大学奥利弗·哈特(1948-)、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本特·霍尔姆斯特伦(1949-)、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奥利弗·威廉姆森(1932-)的入选理由为:“对于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契约、激励、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的贡献”(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contracts,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ssues)。 


2007年度引文桂冠奖


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

吉恩·格罗斯曼(Gene M. Grossman)

美国哈佛大学/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埃尔赫南·赫尔普曼(1946-)、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吉恩·格罗斯曼(1955-)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贡献”(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B. Wilson)

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R. Milgrom)

美国斯坦福大学罗伯特·威尔逊(1937-)、美国斯坦福大学保罗·米尔格罗姆(1948-)的入选理由为:“对于拍卖机制理论和实践的研究”(For their work,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on the mechanism of auctions)

 

让·梯若尔(Jean Tirole)

法国社会科学大学让·梯若尔(1953-)的入选理由为:“对于产业组织和规制的研究”(For his research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regulation)。


2008年度引文桂冠奖


拉斯·汉森(Lars P. Hansen)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A. Sims)

美国芝加哥大学拉斯·汉森(1952-)、美国纽约大学托马斯·萨金特(1943-)、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克里斯托弗·西姆斯(1942-)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动态计量经济模型的贡献”(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dynamic econometric models)。

 

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S. Feldstein)

美国哈佛大学马丁·费尔德斯坦(1939-)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涉及税收、社会保障、健康经济学等多个研究领域”(For his research on public economics, including taxation, social security, health economics and many other topics)。

 

阿门·阿尔奇安(Armen A. Alchian)

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阿门·阿尔奇安(1919-2013)、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哈罗德·德姆塞茨(1930-)的入选理由为:“对于产权的论述以及企业理论的贡献”(For their publications on property right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the firm)。


2009年度引文桂冠奖


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

马修·拉宾(Matthew J. Rabin)

瑞士苏黎世大学恩斯特·费尔(1956-)、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马修·拉宾(1963-)的入选理由为:“对于行为经济学的贡献,涉及偏好、公平和合作等问题”(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behavioral economics, including issues of preferences,fairness, and cooperation)。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

马丁·韦茨曼(Martin L. Weitzman)

美国耶鲁大学威廉·诺德豪斯(1941-)、美国哈佛大学马丁·韦茨曼(1942-)的入选理由为:“对于环境经济学的贡献,尤其是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climate change)。

 

约翰·泰勒(John B. Taylor)

霍尔迪·加利(Jordi Gali)

马克·格特勒(Mark L. Gertler)

美国斯坦福大学约翰·泰勒(1946-)、西班牙庞比犹-法布拉大学霍尔迪·加利(1961-)、美国纽约大学马克·格特勒(1951-)的入选理由为:“对于货币政策的研究”(For their research on monetary policy)。


2010年度引文桂冠奖


阿尔伯特·阿莱西纳(Albert Alesina)

美国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阿莱西纳(1957-)的入选理由为:“对于政治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尤其是对于政治经济周期的研究”(For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macroeconomics, and specifically for research on politico-economic cycles)。

 

清泷信宏(Nobuhiro Kiyotaki)

约翰·穆尔(John H. Moore)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清泷信宏(1955-)、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约翰·穆尔(1954-)的入选理由为:“对于清泷-穆尔模型的构造,该模型所描述的是,经济受到的微小冲击如何因抵押物价值下滑带来的信贷环境约束,导致产出可能步入下行周期”(For formulation of the Kiyotaki-Moore model, which describes how small shocks to an economy may lead to a cycle of lower output resulting from a decline in collateral values that create a restrictive credit environment)。

 

凯文·墨菲(Kevin M. Murphy)

美国芝加哥大学/胡佛研究所凯文·墨菲(1958-)的入选理由为:“对于社会经济学的开创性实证研究,涉及工资不平等和劳动力需求、失业、成瘾、医学研究投资的经济回报等多个领域”(For pioneering empirical research in social economics, including wage in equality and labor demand, unemployment, addiction, and the economic return on investment in medical research among other topics)


2011年度引文桂冠奖


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

美国芝加哥大学道格拉斯·戴蒙德(1953-)的入选理由为:“对于金融中介与监管的分析”(For his analysis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monitoring)。

 

安妮·克鲁格(Anne O. Krueger)

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安妮·克鲁格(1934-)、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戈登·塔洛克(1922-2014)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寻租行为及其影响的阐述”(For their description of rent-seeking behavior and its implications)。

 

杰里·豪斯曼(Jerry A. Hausman)

哈尔伯特·怀特(Halbert L. White, Jr.)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杰里·豪斯曼(1946-)、美国圣迭戈加州大学哈尔伯特·怀特(1950-2012)的入选理由为:“对于计量经济学的贡献,尤其是对于豪斯曼设定检验与怀特标准误检验的贡献”(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econometrics, specifically the Hausman specification test and the White standard errors test)。


2012年度引文桂冠奖


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

安格斯·迪顿(Angus S. Deaton)

英国牛津大学安东尼·阿特金森(1944-)的入选理由为:“对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和福利国家以及公共部门经济学的贡献”(For studi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nd contributions to welfare state and public sector economics)。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安格斯·迪顿(1945-)的入选理由为:“对于消费、收入和储蓄、贫困和健康以及福祉的实证研究”(For empirical research on consumption, income and savings, poverty and health, and well-being)。

 

史蒂芬·罗斯(Stephen A. Ross)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史蒂芬·罗斯(1944-)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套利定价理论和其他金融学基础理论的贡献”(For his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and other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to finance)。

 

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

美国考尔斯经济研究基金会/耶鲁大学罗伯特·希勒(1946-)的入选理由为:“对于金融市场波动性和动态资产定价的开创性贡献”(For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to financial market volatility and the dynamics of asset prices)。


2013年度引文桂冠奖


乔舒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

戴维·卡德(David E. Card)

艾伦·克鲁格(Alan B. Krueger)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乔舒亚·安格里斯特(1960-)、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戴维·卡德(1956-)、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伦·克鲁格(1960-)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实证微观经济学的推动”(For their advancement of empirical microeconomics)。

 

戴维·亨德里(Sir David F. Hendry)

哈谢姆·佩萨兰(M. Hashem Pesaran)

彼得·菲利普斯(Peter C.B. Phillips)

英国牛津大学戴维·亨德里(1944-)、美国南加州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哈谢姆·佩萨兰(1946-)、美国耶鲁大学彼得·菲利普斯(1948-)的入选理由为:“对于经济时间序列的建模、检验和预测等方面的贡献”(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economic time-series, including modeling, testing and forecasting)。

 

萨姆·佩尔兹曼(Sam Peltzman)

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

美国芝加哥大学萨姆·佩尔兹曼(1940-)、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芝加哥大学理查德·波斯纳(1939-)的入选理由为:“对于规制经济理论的发展”(For extending economic theories of regulation)。


2014年度引文桂冠奖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M. Aghion)

彼得·豪伊特(Peter W. Howitt)

美国哈佛大学菲利普·阿吉翁(1956-)、美国布朗大学彼得·豪伊特(1946-)的入选理由为:“对于熊彼特增长理论的贡献”(For contributions to 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

 

威廉·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

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M. Kirzner)

美国纽约大学威廉·鲍莫尔(1922-)、美国纽约大学伊斯雷尔·柯兹纳(1930-)的入选理由为:“对于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推动”(For their advancement of the study of entrepreneurism)。

 

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S. Granovetter)

美国斯坦福大学格兰诺维特(1943-)的入选理由为:“对于经济社会学的开拓性研究”(For his pioneering research in economic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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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黄桷树金融工作室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11期,文章有删减,未经作者审阅。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